熟悉本博客的朋友应该知道,除了工业设计和VRAR之外,博主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也写过许多与疫情相关的文章,本文是新冠疫情系列文章的第五篇,主要讨论社会心态的变化,其他四篇分别为:
今年是疫情开始后的第三年,自2019年年末,COVID-19首次群体传播事件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被发现,到2022年的今天,有统计数据的全世界感染人数已经超过5亿人,死亡人数超过630万人,疫情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卫生习惯,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与工作心态、国际交流方式等等全部被疫情重塑,而这场疫情毫无疑问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在疫情早期,我所关注的还主要是如何科学防控疫情,如何避免像国外一样出现大规模感染和死亡事件,但是今天疫情对全国人民造成的影响早已超过了疫情和疾病本身,而更多的是对社会心态和社会信心层面的影响。
当前社会的矛盾点还是在疫情管控放开与否,以及实施何种限度的疫情防控措施,放开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问题本身在本质上与电车问题差不多:
假设在一个电车轨道上被绑了5个人,而它的备用轨道上被绑了1个人,又有一辆失控的电车飞速驶来,而你身边正好有一个摇杆,你可以推动摇杆来让电车驶入备用轨道,杀死那1个人,救下5个人。你也可以什么也不做,杀死5个人,救下1个人。眼看电车就要驶入那片区域了,你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决定,杀死1个人,救下5个人,还是杀死5个人,救下1个人。
针对电车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虽然曾经老师讲过最合乎伦理的方式是什么都不去做,放任电车去压死那5个人,这样作为旁观者来说并未有任何交集,也不用背负任何形式上的伦理负担,就像今天整个西方社会所选择的面对疫情的方式,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就像结果一样残酷,因为疫情直接死去的600多万人不会说话,不会申冤,他们是不会发声的直接受害者。
会看我们国家的国情又更加特殊,医疗资源城乡分配不均,设备的好坏,医疗人员人口数量以及床位数量差异巨大,我国人口密度巨大,直接放开的后果又是什么呢,台湾省替大陆做了一个预演,民进党领导下的台湾地方政府急于与西方接轨,进一步放开疫情的防控与出入境限制,导致到2022年开始之后,台湾省的疫情感染人数爆发式增长,从2022年6月19日公布的数据来看:

暂抛开可能存在的民进党当局掩盖疫情严重性的可能性,从台湾地区公布的死亡率来看,确诊人数320万的样本下,考虑多数人已经接受了疫苗接种以及部分弱势群体及不符合疫苗接种人群尚未接种的情况下,平均死亡率是0.134%,按照这个数字来算,大陆地区10亿人想要放开,必须要接受180余万人的死亡才可以放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我国人口自然死亡率是0.7%,即每年死亡980万人,180万人和980万人是有重叠的部分,但是因全面感染所导致的新增死亡又何止百万人。政府本身很站在了铁路岔口,任何一个行为都很难。
但是因为不放开疫情管控导致的次生灾害是因为疫情引起的吗?并不是的,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正常的防疫政策是人类面对烈性传染病,用无数人的死亡换来的经验,在任何时候,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都不是错的。不会因为全世界都不在乎而让正确的,科学的防疫变为错误的。
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各类错误,这是后期防控中所出现的衍生问题,并不足以撼动防疫本身。但是民众所直接感受到的是这些所有问题压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如同泰山压顶般的痛苦,这种痛苦不应该发生,时代的一粒沙,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任何家庭都无法直接承担这种痛苦,而政府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能力替几千万人承担这种痛苦,而是应该发挥协调作用,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才能够满足一座巨型城市的正常运转。在西安疫情的时候,看各种新闻,忍不住感慨了一段:
无论西安还是武汉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一座千万人口的城市运行极其复杂,平常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城市运行平稳。但战时也不能完全关闭城市基本服务,因为职能机构无法接过所有的工作,也很难确保城市稳定运行。比如说平常最简单的分工和物资分配问题,市场可以解决的很好,但交给各职能部门亲自去做就很难。前期各家庭有储备问题还不大,到了后期各类需求总不能全让基层服务人员去帮买,如果还是快递不通,外卖不通,市场不通,肯定会出大问题。
但是西安并不是结束,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疫情中,数百甚至上千学生感染(暂无确切数字)
2022年3月开始的上海疫情更是验证了重要问题所在,仓促建设的方仓存在种种问题,物资分配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居民就医过程的困难与导致的严重次生灾害,说明即使是在疫情发生后第二年,我国最强大的的城市依然没有做好准备面对一次大规模疫情爆发。
上海疫情之后发生的事情就不一一赘述了,每个人都清楚,但是结果又如此的残酷。
上海这一波疫情下来,大家发现大城市也是如此关键而又脆弱,而又无法逃离。未来整个国家应该是软硬基础设施标准差很低的,巨/大/中/小/城市也好,乡镇也好,基础设施都不会成为走或留的理由,那才算真正的全面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
而且上周发生了一件非常可笑又可耻的事情,河南省银行储户红码事件,虽然最终结果在2022年6月22日晚公布:
经查,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团市委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张琳琳,擅自决定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来郑赋红码,安排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处长赵勇,市大数据局科员、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健康码管理组组长陈冲,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耀环,对储户在郑扫码人员赋红码。据统计,共有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其中446人系入郑扫场所码被赋红码,871人系未在郑但通过扫他人发送的郑州场所码被赋红码。
但毫无疑问这个事情是极其恶劣的,但我们去复盘的时候会觉得:这些人真的这么傻吗?做这种事情真觉得不会被发现吗?但实际上问题十有八九还是源于执行者本身没有决策的资格,以及重要决策下领导班子集体民主决策的欠缺。
客观来看,以上种种事情,都在不断的在挑战疫情防控的合理性,而且很多极具煽动性的事件爆出来以后,无论真假,以及复杂信息的集合都在影响每一个普通人对待疫情防控措施的态度。在政府职能部门上班的人和社区工作者,防疫的工作者来说,每个人可能都很累,都在没日没夜的加班,面对疫情,每个人都做了很多,都做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结果却越来越差,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趋势。如果社会信心被压制和摧毁,那对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来说都是一直存在的负面拖累,而经济的停滞不前,最后导致的是长期社会问题的积累和爆发,当前给我国经济托底的是基建以及外卖、滴滴们、快递等……(原来还有个教辅行业但是基本现在没了)如果这些行业也遇到了困难,那经济可真的不敢想象了。
所以当前我们国家有必要做的,应该是有以下几点:
集合全国相关领域医学专家、社会学专家、心理学领域专家等等多方面的专家意见,尽快针对当前国民的态度展开摸底调查,并针对国民的心理动态及时调整防疫及经济策略。避免社会信心在多次打击后陷入怀疑、猜忌、纠结、对抗的负面状态。
通过专家集体决议,提出新形势下疫情防控的意见。针对疫情防控的措施如何进一步柔性化(吸取多次疫情的教训,针对不同规模的疫情制定不同的政策),无痛化(不影响民生的情况下使防疫效果最大化),针对各地实际情况,提出新的柔性防疫预案。
充分发挥市场在疫情防控中的积极作用,在疫情发生时不应该完全砍掉市场的配置作用,保持低限度市场运行,制定相关预案,避免因市场停摆,社区、团长、志愿者数量失衡,导致数千万人的物资分发陷入困难和停顿。
规范疫情控制下的行政措施,对超出法律限制的措施禁止施行,一定程度限制任何地方政府试图使用疫情防疫措施解决本省问题的思路,保证民众对于防控的信心与认可。
尽快规划新的经济增长点,释放政策支持。通过新的经济增长活力点重塑资本信心,以及普通民众的投资、消费、发展信心。
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里有一段对话,讲在铁轨上走路,一般人都不害怕,但是假如在两条悬空的铁轨上走路,人都会恐惧,因为没有底。
当前这个混乱的时代,就像书中描述的那个大人们消失的夜晚,书中有量子计算机给全国人民打电话给予帮助,但现在我们没有。无论是疫情还是战争还是自然灾害,会轻易击穿现有的城市治理体系,普通人民需要的是团结,组织,可以看到的目标,有了对未来更好的期待,才能够建立对未来的信心。如果没有做到,就需要放弃幻想,迎接一个混沌时代的到来,这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